2016年，一篇题为《记一个如蛆附骨阴魂不散的爆料党》的微信文章，使温州瑞安国税局工会干部王锋在网上爆得大名。他被形容为“瑞安之蛆”，过去十余年持之以恒地实名举报当地官员，以致后者避他如避“瘟神”。基层政治生态中，王锋式人物的出现或存在，对地方官员滥用和乱用权力无疑是一种有效约束。

温州瑞安市区的一套顶层复式公寓里，52岁的王锋推开门走到4楼阳台，开始每日例行的喂鸡工作。阳台外是一座简易鸡棚与小块菜地，自成生态系统：鸽或鸡粪是蕃薯与南瓜的天然肥料，蕃薯叶喂鸡，鸡蛋供一家三口日常食用。

弄几亩地、养些鸡鸭牛羊，过农民的生活——用王锋的话说，这是他“仅剩”的兴趣。“与人在一起，不如与动物在一起舒服。不用提防任何人，不用琢磨任何人的心理。”他话语干脆且自信。显然，这是一位深谙“斗”字真谛者的经验之谈，只不过此时的王锋神情悠然，难以想像与当地官员较劲时是何种状态。

“与世无争”的农夫，其实更多是王锋对未来退休生活的期许；正如他的本职工作——瑞安国税局的工会干部，并非他事业的重心。过去十余年间，他几乎是一名职业实名举报者——起先为自己而战，后来则多受维权无门者委托。这位于“文革”前一年出生的寒门子弟，因其善用手机短信与举报信与官员缠斗，逐渐成为当地官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

反感他的人，或斥其为体制内“败类”、“刁民”，或嘲讽其乃瑞安“地下政法委书记”；认同他的人，点评其行动属“东方朔式维权”。王锋本人则颇为自得，言辞中不时露出一丝针对官员、居高临下的自傲。

“我不允许人家欺负我，不管官多大，我就会整你，整到你投降为止。投降的标准是我定的标准，不是你定的标准。”在接受看看新闻Knews记者采访时，他强调道。

然而，与当地官员针锋相对而生的这股缠劲，不可避免地亦侵入他与微信朋友圈中人的往来上。2007年，前资深媒体人石扉客首次收到王锋针对瑞安官员的爆料；此后十年，不论前者辗转哪家媒体，后者精心制作的举报材料总会跟踪而至，内容皆与瑞安官场相关。直至去年，已离开传媒的石扉客终于不堪其扰，在自己的微信公号“石扉客栈”上发文，道尽“如蛆附骨阴魂不散的爆料党”带来的痛苦。不论文章本意为何，王锋之名却借此逸出瑞安，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令人意外的是，对“瑞安之蛆”这一负面称谓，王锋先是自我调侃，随后表示认同。“蛆是分解腐败的东西。有了我这条蛆，才把腐败的东西分解掉，美化了环境。这多好的一种象征。”他说。

自然，两人的交往没有因石扉客“讨伐”而中断。其后不久，王锋雷打不动地在该微信文章开放的留言板块贴出自传，每日更新数百字，微信公号“石扉客栈”关闭后又转移到其他阵地，目前已更新至第107条。

王锋自诩为“丛林不倒翁”。“社会上也许真的需要这种人。”数名曾与王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士则如是评价。

“其实就是一场戏”

王锋之所以成为被瑞安官场黑化的那位“王锋”，源于2001年9月。那年，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的他平生第一次打官司，事由却极为简单——他开车经过瑞安城关镇西门路段时，车子因未交公路养路费被瑞安市公路稽征所扣留。

在王锋看来，开车交公路养路费并非天经地义，公路与街道应该区别对待。简言之，如同不坐飞机不用买机票，根据“收费有偿”原则，不使用公路亦无需交公路养路费。而若要合理征收，要么效法欧美的燃油税；要么改变现行法律，将公路养路费更名为道路养路费、涵盖街道。

这场官司最终以王锋败诉收场，而王锋也从自身经历中发现一个他无法接受的事实：基层法院有时会过多考虑社会影响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反而退了一射之地。不过，他相当理智地将中央与地方一分为二——事涉中央利益，不反对司法判决考虑社会或政治影响；地方利益不在此列。

其后十余年，从为自家所在的小区业主维权，到举报瑞安国税局“有税不征”，乃至介入瑞安海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案，当地官员一步步见识了王锋的辩才、算计与手段，多人被他“整”得灰头土脸、黯然离开或调任。

众多案件中，王锋津津乐道的是张小林案与海太阳案。而它们的确为王锋扬了名。

农民张小林欠债6万，因逾期未还利息被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将其父亲名下的房产强制执行，产权移给债权人。张小林原本欠债的压力顿时变为举家露宿街头的绝望。穷尽上诉、信访、院长接待日等一切手段后，走投无路的张小林经人引荐，找上了王锋。

2014年1月，海太阳公司以涉嫌骗取贷款罪被瑞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孙海燕（亦为海太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顺海之胞姐）深感蹊跷的是，立案时海太阳已还了2亿多元债务，而一个积极还债的公司在她看来没有理由被以此罪名立案。骗取贷款罪成立的关键，在于是否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过在这一点上，孙海燕与主持立案的瑞安市公安局副局长蔡瑞乙各执一词。

作为海太阳公司的代理律师，孙海燕同样已用尽律师可以用的手段。处于“崩溃边缘”时，王锋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但不是所有案件都能入得王锋“法眼”。他对找上门的张小林提了三个苛刻条件：走投无路；必须合法且法院裁定对你构成巨大伤害；不能半途而废，不怕拘留甚至判刑。“往死里整的人，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会把握尺度，不能违法犯罪。”他对看看新闻Knews记者说。

王锋不十分认同上访。在他看来，信访即便获得批示，最后依然得回当地解决，因此若要纠正冤假错案，跳过审判长直接找法院院长才是捷径。而不闹大，法院院长不会搭理。

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此时的王锋享受着一切尽在掌握的快感。他与张小林等人兵分两路，张小林根据王锋的指点贴身缠斗，各种小手段包括去法院院长李炳权家礼貌拜访、上下班时间堵他、扛着扫帚徘徊在瑞安市政府食堂“义务劳动”。后来，扫帚落在了李炳权头上，鸡蛋砸在了其后背。与之配合，王锋为张小林编的短信出现在所有法官的手机里，写的文章送上了所有人大代表、市委领导、各部门领导乃至镇长、村长的办公桌。

“这其实就是一场戏。”王锋说。

前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则称，这更像一种行为艺术。

这出戏，最终改变了两位戏中人的命运。遭人取笑、名誉扫地的法院院长李炳权被调离；张小林虽被治安拘留甚至劳动教养一年，付出代价后到底如愿以偿——继任法院院长赵建华纠正了此案，张小林父亲的两间房被执行回转。

张小林更是因此终身受益。在他过往意识里，打官司、维权靠的是人情或关系。 “我现在不需要这些门路，直接找第一把手，把他当成普通人直接评理。他们虽有权力，但也是普通人。”在其家中，张小林字正腔圆地说，“普通农民没想到做人会做成那样。”

相比张小林案的百般手段，王锋只用一封信就“搞定”了海太阳案。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瑞安市委领导，他将写着撤案诉求的信逐级发了一遍，不久获得了瑞安市领导的回复。2015年，海太阳案在立案一年零九天后撤案，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法律事由的变化。

举报者的道德底线

孙海燕欣赏王锋，但不太认可其手段。石扉客则认为，王锋的手段未必值得鼓励，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如海太阳案，尽管真相至今不明，但他赞同王锋的观点——“撤案和立案，总有一个是错的，主持错误的一方应受法律制裁”。

对其手段的批评，实际未能影响王锋。事实上，王锋也未迷失在“整官员”带来的快感中。他毫不掩饰对不依法办事官员的藐视，但在接受看看新闻Knews记者采访时又多次强调道德底线，澄清自己不是以此为娱乐，而是用非常手段解决具体问题，以实现结果的正义。

王锋说，他是把自己视为推动者——“我可以促成，造成一种影响，后面组织上就会考虑。”他进而解释给各级地方乃至中央领导写举报信或发短信的动机：“有知名度，他就会重视。你短信发给他他肯定看，王锋反映的问题他马上告诉下面，会过问，就会解决。”换言之，这是一种借力打力的策略。但他亦承认，即便个案上他能有所促进，大格局无法改变。

王锋不认为自己的这套理论适用所有人，也一再提醒不能随便模仿。他自视甚高，觉得能如此行事之人得胆大、心细，写一手好文且懂法律；更关键的是，能自我保护——正因此，从国税局的管理部门调往工会，对他而言是歪打正着：工会没有执法权，不办案就不会授人以柄。

无论举报信还是手机短信，王锋的字里行间都透出一股不容质疑之势。简单的质问，他有时会连用几个排比句。手机短信或举报信内容有时还相当生动，譬如给时任瑞安市委书记李无文的第31条短信，如此描述临近崩溃边缘的孙海燕：“膝盖无力拖着沉重的双脚从人行道过来，垂挂的两臂停止了摆动，眼睛茫然似馊掉的带鱼……”

2015年9月至今，就海太阳案与蔡瑞乙，王锋就断断续续地给李无文发送了56条短信，加上其他内容的短信数量已近百。期间李无文仅回复一次，只有简单一个“知”字。而所有短信，王锋都会原文复制群发给其他瑞安市委常委。

短信发送的时间——每天晚上7点左右，甚至也经过王锋精心选择。他认为，这个时间点官员们都在饭桌上，发短信的传播效果最好。

举报信则是另一种方式，石扉客形容为“系列剧剧本”。打印的举报材料往往经过精心编排并装订成册，有标题、目录，每篇文章的末尾还会附上抄送对象——通常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常委及瑞安市委常委等主要领导。从《岐山之累》、《岐山之痛》、《岐山之伤》等系列标题，亦不难看出王锋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信任与期待。

“像王锋这么持之以恒的人不多见，他的抗击打能力也足够强大。”石扉客认为，王锋在与官员长期斗争过程中培养的心性，让他仿佛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当然，瑞安当地的官员也比较克制。”

但当地官员特别是王锋的举报对象，对于王锋普遍不待见。看看新闻Knews 记者曾致电、发函或上门请求采访，无一例外遭到拒绝。现任瑞安市国税局局长周建只说了一句：“王锋这个人实在太敏感。”

王锋的大哥王中亦是被举报对象之一。王中曾是瑞安市公安局首任治安队长，现是一名地产商人。兄弟俩早已反目。王中避而不见看看新闻 Knews记者，只是托人转告，对王锋这个弟弟“不予评价”、“无话可说”。而现今王锋一家三口住着的高级复式公寓，是王中所在公司开发的楼盘。

瑞安市公安局副局长蔡瑞乙，则令人出乎意料。在瑞安拒绝采访后，随后一周他专程赶到上海，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倾诉苦衷。

蔡王二人因海太阳案结怨，王锋实名举报蔡瑞乙两度吃请、两度收礼。2015年，蔡瑞乙从分管经侦和刑侦，改为分管治安与消防。海太阳案撤销后，二人依旧纠葛不断。王锋认为，既然海太阳案已撤，那么当初主持立案的蔡瑞乙就应受法律制裁。王锋抓牢这一点不放，为此每隔一段时间，瑞安市委领导就会收到王锋举报蔡瑞乙的短信。甚至，王锋一口咬定蔡瑞乙曾举报、污蔑他为黑社会，但蔡瑞乙矢口否认。

“立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觉得立案是对的。但是既然撤案了，我也没有办法。”对为何立案又撤案，蔡瑞乙讳莫如深，谈及二人积怨时则满脸无奈。他甚至不愿提及王锋的名字，总是用“他这个人”来代替。

蔡瑞乙非常热切地盼望王锋不要再和自己扯上任何关系。“瑞安就那么大点地方，总有人质疑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能怎么办呢？”他再三暗示看看新闻Knews 记者，若是发稿，王锋会借机四处传播，那么自己新一轮的倒霉日子又将开始。

“注定孤独”

王锋的微信朋友圈，除了瑞安人，他最为关注的当属媒体人，包括自媒体精英。2002年，《青年时报》记者吴行妙因采访公路养路费官司与王锋相识，此后14年二人始终维持着君子之交。

在吴行妙眼里，王锋很容易被世俗中人妖魔化为“刁民”，但恰恰是王锋这类人的出现，“对地方官员权力的滥用和乱用是一种有效约束”。王锋可以找到法律的空档和难点，故而他的存在“也许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或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一位与王锋相识多年的瑞安退休干部蒋志坚（化名）不客气地指出王锋“走仕途绝对没希望”。

王锋坦言，33岁前他一直想着拍马屁当官，后来才断了此念。他将仕途不顺归结为“农村出身、没有背景”。但蒋志坚认为，王锋太过好强，锱铢必较的个性才是其最大短板——任何官员都可能存在工作失误或政见不同，但王锋总是抓住官员一点把柄就穷追猛打。

对自身性格缺陷，王锋并不避讳。他回忆起学生时代的一件往事：“小时家里穷，一件花棉袄也得兄弟姐妹轮着穿。轮到我穿时被别人发现，同学们都笑话我。其实那件衣服真的很暖和，但我绝对不会再穿了。我受不了这种嘲笑，我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他这种个性是注定孤独的，没有朋友。”蒋志坚断言。

事实上，王锋从未掩饰言谈中对瑞安官员与普通百姓的排斥。他说，他接触过的众多温州官员、普通办事员与百姓，共同的特征是自私、虚伪、胆子小。他承认自己也自私，但不虚伪。

王锋亦不惮于承认自己对人缺乏信任，甚至坦诚对所有朋友都心怀戒备，因而情愿将自己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统统划归为“利益纠葛的双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就是靠利益在变化。

“今天这个事他会帮我，明天那个事他会害我。包括我亲哥。” 他玩笑般地说道，“所以我也是防家人的。”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王抒灵 编辑：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