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被抓前一个月，8月1日是杜应伟17周岁生日，没怎么庆祝。母亲郑祖琴说，全家人从来都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他们也说不清杜应伟的生肖。

17年前，杜应伟出生在云南镇雄山区，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哥哥和大他五岁的姐姐。

两岁时，杜应伟因肠梗阻动手术，麻醉注射太多伤到大脑，父母曾带他看医生，医生说没有问题，但父母坚持认为，他连简单的数学加减“20+25都算不了”，脑子坏了。

家里穷，每人只有五分地种植玉米。父母为了给杜应伟挣钱看病，跑到600公里外的昆明工地上打工。但一年下来，只攒到3000元。当时郑祖琴的哥哥在永康做焊工，郑祖琴便跟着丈夫一起离开家乡，来到永康。

杜应伟被留在老家跟着奶奶和外婆生活。在郑祖琴的印象里，儿子成绩不好又调皮，经常跟人打架，她常接到老师电话，被告知儿子又惹事了。

杜应伟二年级时，奶奶病重，无法再照顾他。父母担心当地一些人贩毒，儿子留在家里，也会走上这条路，就把他带来了永康。

郑祖琴只读过半年书，杜向成是小学学历。十几年间，他们在永康的各个工厂间流转打工。教育孩子这件事让他们深感无力。

每次被“叫家长”，郑祖琴都要跟老师赔礼道歉，然后恳求，“你给我带一下，我这边打工很不容易。”

五年级时，杜应伟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了。父母花了很长时间还清一万多元的诊疗费。问到打架原因，“我们问他，他也不说”。

再过不久，没等小学毕业，杜应伟就辍学了。他读不进去了。

同村一个大伯在贵州毕节开饭店，2014年11月，杜应伟去了那个饭店打工。

这期间，父母很少跟他联系。“他在那里的表现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他在那边的经历”，杜向成回忆，和儿子偶尔通个电话，也只是问他是否听话。

在毕节时，杜应伟百无聊赖，想找“当老板”的感觉，于是用手机百度到一家做假公章的商家，以100元价格购买了公章“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镇雄公司”。大伯曾开过长途客车，杜应伟记住了这个公章名字。

他还弄了个“三栏分类账”本，在上面写字盖章，然后把他们放到自己的密码箱中。这成为他生活的乐趣所在。

去年大伯的饭店倒了，杜应伟回到永康，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父母问起他在哪里工作，他不告诉他们，也不愿意带他们去。

17岁的杜应伟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零零总总加起来大约只有5、6年。他们很少交流。当问到他们平时聊些什么？堂外公郑绍红毫不客气地说：“聊个屁啊！我们一天不是打就是骂！”

父亲杜向成黑黑瘦瘦，个头比妻子还小。他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杜应伟买警服穿，杜向成骂他，但他不听。“我说不能搞，会坐牢。他就说：我会去坐牢！”

忧心忡忡的杜向成趁杜应伟不在家，偷偷地拿走他买的警服烧了。杜应伟回家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又默默地买了套新的。

“我们跟他讲事情，他不听，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 母亲郑祖琴为没能管教好孩子而自责。当她出现在看守所时，脸上满是紧张和焦虑，虽然才42岁，却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苍老。

最初来永康，郑祖琴和丈夫都在工厂生产健身器材，工资一个月1200元。现在她在工厂做锅，一个月工资3000元出头，杜向成则在一家工厂做圣诞节饰物，生产大红大绿，喜庆热闹的小物件。

但热闹是别人的。夫妻俩打算再过四五年就回云南。在永康待了十来年，他们始终没有归属感，“一般都是上班，回来吃饭，关门睡觉，不跟人说话。因为又怕惹事，又怕打架”。

郑祖琴跟年轻女人曾因为使用厕所这样的小事而吵架。她觉得住处人多眼杂乱的很，不敢交往过多。他们没有什么朋友。除了赚钱养家，别无他想。

杜应伟也从来没带过朋友回来。郑祖琴说，他不敢带朋友回来，带回来他爸会打他！

杜应伟的QQ空间里的照片

四

“他不可能干其他的事情。”堂外公郑绍红笃定地说。

杜应伟一个月的工资2800元，2000元都交给父母，他们怕他乱用，“就叫他一定要好好上班，自力更生！”

杜应伟上班的工厂在另一个村，距离出租屋步行只要十来分钟。一个礼拜要上六天班，每天从早上6点半持续工作到下午4点半。

那是个家庭作坊，主营车床加工。机床轰轰响着，敞开的大门里面黑漆漆的，生产的车床配件也是黑漆漆的。

四个工人在屋里来回走动，包括一个中年妇女，一个老太太，两个年轻男人，都比杜应伟年龄大。

他们不知道杜应伟的真名，直到看到他的照片，才认出来“噢，阿伟啊！”

同事们对杜应伟在网上的轰动一无所知。老板夏丽芬跟他失联一周，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甚至一度打算报警找人。

她努力检索起与阿伟有关的记忆，但也有限：去年春节前，她在门口贴了个招聘广告，杜应伟来应聘。他自称22岁，看起来还蛮正常，夏丽芬就接收了，但做了三四天，大家就不喜欢他了。

同事们发现他不洗衣服，整天穿的邋里邋遢，“我们四点半下班，有那么多时间洗，哪怕脚踩都行啊！” 年纪最大的陈老太太坐在固定的位置工作，她的左边是一台电风扇，呼呼转着，她讨厌杜应伟坐在上风向，因为气味太难闻。

一个穿深红T恤的男人说：“他啊，没人跟他关系好。没人搭理他啊，他那个性格跟谁都不好，好像脑子有毛病”。

杜应伟让同事叫他“狗熊”。同事们不理解他的想法，觉得他怪怪的。有时，他们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笑，问他笑什么，他就说好玩。

同事们还发现：有时，工厂前有人路过，杜应伟看到了，不认识也要去跟人家说话。有人来送报纸，或者找老板聊生意，他也要上前去打招呼。

夏丽芬只安排给他最简单的杂活。“精的活他干不了，他只能搬搬货啊，简单的活儿。”甚至搬货有时他也会出乱子，比如乱丢砸到别人的脚。

杜应伟给自己制作的简历视频截图

五

17岁的杜应伟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他精力过剩，又无所事事。

不上班时，他在家里根本待不住，有时跟郑绍红坐在一起，没一会儿就突然爬起来跑下楼，过一会儿回来时，浑身都是汗，一天上下楼20次。

“我们天天上班，要生活要吃啊，谁天天跟他。”郑绍红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天到晚玩手机，但没人知道他在玩什么。

母亲郑祖琴看到儿子每天晚上都要跑出去玩，玩到10点才回来，也从来不知道他去哪里，跟谁玩。

夏丽芬曾听员工提起，晚上看到杜应伟一个人在村里的健身器材中心荡秋千，荡得高高的。

在杜应伟口中，他没有一个朋友。

他的姐姐已经结婚，哥哥在老家复读准备高考，他们都不跟他说话。他小学关系好的几个同学，大多各奔东西去打工，还有人因为贩毒坐牢了。

杜应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不喜欢打球，也不喜欢玩游戏，觉得没意思。唯一觉得有意思的，就是看直播。

看到有人直播“做慈善”时，他深受感动要去捐钱，从没想过可能是骗子。

他的QQ名叫“省委常委，公安厅副厅长杜”，2015年6月开通，头像中他穿着警服，戴着墨镜。QQ空间没有设置隐私，对所有人开放。

可以看到，他频繁发布“无聊”的QQ状态，也会自顾自的发些假的职务活动信息，有人在下面评论“垃圾”，也有人假装迎合他“杜总”。

他有时也会发一些他的情感状态，说毕节是个伤心地，似乎就在去年年底，他刚刚结束一段恋情——当然，就像其他的状态一样，不知真假。

2016年3月8日，杜应伟写了唯一一篇日志《爱》，只有一句话：“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

下面有7、8条评论，几乎都是广告。

3月31日那天，他发了个说说：开心每一天。

在QQ状态的留言里，他对QQ名为“@a我是我的”说：“我们杜家，有我这么一个当官的。你高兴吗” 对方回答“骄傲啊，以你为荣”

这位“@a我是我的”后来对记者说，“我们是本家，但从来没见过”。

在看守所里，与记者的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杜应伟说他不想把网上他的照片全部删除。

“为什么不想删除？”

“就让它留着吧。我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