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会招来板砖的话，陈寅恪和钱钟书的确被吹捧得过火了。

陈寅恪的确是史学大师，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范式，这毫无疑问是没有错的。但是，史学大师也毕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局限，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时代。以现在的观点看，思想难免会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为了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来分两个方面说。

第一个，陈寅恪的时代局限性。

陈寅恪所在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时期。按照余英时对陈寅恪一生的划分，陈寅恪曾有三个转变，即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再到建国后的“心史”。

陈寅恪的第二阶段，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时期，正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时期。我们熟知的，被封为唐代研究的经典《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成于1940年。陈寅恪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提出了“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说”。

陈寅恪认为，从魏晋南北朝纷乱格局到隋唐大一统时代，决定统一因素的并不是南方的宋、齐、梁、陈等经济发达的政权，而是处于西北部的，武力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魏—北周政权。陈寅恪在该书中多次提到，经济和武力是否强大固然重要，但是用文化收拢人心更是关键。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

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说”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都成为唐史学界颠扑不破的真理。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唐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唐史学者开始对陈寅恪的这一理论开始反思。

香港学者张树国在《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一书里面认为，陈寅恪之所以提出“关陇集团”的观点，立论的焦点在于唐代初年，整个政坛由出身关陇集团的文臣武将所把控。武则天当政之后，对这一格局进行了破坏。可是，唐代初年之所以用关陇士人，其原因在于隋唐的开国者皆出身于关陇集团，所以他们肯定要选用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关陇集团”直接导致隋唐王朝的建立。学者岑仲勉、雷依群等人也认为，“关陇集团”在隋朝之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宇文泰死后，关陇集团内部就因为权力斗争而土崩瓦解。由此看来，陈寅恪有扩大文化对于政治影响的倾向。

再说第二个，那就是陈寅恪过度重视文化交流，夸大了文化交流的影响。

这一点，龚鹏程曾在《清华国学院传奇》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都知道，陈寅恪认为华佗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而是根据印度神话里面的人物虚构出来的。陈寅恪给出的理由是，华佗二字，古音与印度Gada（神药）接近，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与佛教东传有关。

还有，就是有关《西游记》故事的演变。陈寅恪认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印度《顶生王升天因缘》很相似，“孙悟空则来自印度记事诗中巧猿Nala造桥渡海，直抵楞伽之故事。至于猪八戒在高老庄招亲，陈寅恪也疑心那是从牛臣苾刍而惊犯宫女的故事衍变来的”。

有人说，孙悟空源自印度的“哈奴曼”

龚鹏程认为，这其实有一点牵强附会。即使华佗真的子虚乌有，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造出这样的故事呢?而且，假如华佗故事源自印度，那么，当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肯定会非常深的，但是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明显佛教还没有在中国普及开来，只是开始影响士大夫阶层。由此可见，陈寅恪的理由并不成立。

再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其实，它只是与印度故事相似而已，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影响。龚鹏程用了很恰当的比喻：“仿佛是某甲吃饭，我也吃饭，陈先生便出来考证道：原来某甲之吃饭，乃是受我影响使然。”这显然也没有逻辑关系。

不该热的却热了起来

最后，我想稍微谈一下“陈寅恪热”。陈寅恪和钱钟书一样，他们的世俗名声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易中天曾在一篇文章《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电视剧《水木清华》陈寅恪剧照

陈寅恪热的导火索其实是因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这本书。这本书主要写了陈寅恪晚年的经历。其实，人们关注陈寅恪，一个是关注他的才能（比如他究竟会多少种外语，一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另一个则是关注他的遭遇。人们关注前者，是因为大家没有陈寅恪的水平，所以会有仰慕先贤的姿态。关注后者，其实更多的是猎奇，或者为陈寅恪的遭遇感到扼腕叹息。

相反，陈寅恪人虽然一直热但他的学问却始终热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学术性太强，没有几个人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