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时候人的死亡时间也是很关键，尤其是对一位皇帝而言，死的早一点或晚一点都有可能改变后世对其的看法和评价。成化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因为死的时间稍晚了一些而被文官们说成是昏君，至此被淡忘于世间不再有人知晓有人问津。当然文官也不是凭空说他昏庸的，说他昏庸是因他授权太监汪直建立了西厂，这“一念之差”贤主便成了昏君。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让成化提早十年去世，那么他的功绩一定会为世人所知会被文官们歌颂为一代明君。但是历史评价是文官写的，文官的切身利益受损了就会对施加者进行集体批斗。朱见深让太监汪直建立西厂使得宦官掌权能够监督官员纠腐败抓贪官，而汪直又是个耿直的人明察秋毫根本不理会官场的那一套，该抓的一律依法处置不包庇也不纵容这就断了文官的“官途”，指鹿为马的他们就不断抹黑汪直污蔑诋毁汪直说他如何如何的奸诈滥权飞扬跋扈，制造了汪直是无恶不作的大太监朱见深是个昏庸无道的暴君主的历史假象。

文官集体的贴标签力量确实大，大到了让世人不解真相。再加上现代影视剧的演绎，人们眼中的朱见深就是一个喜欢老女人的昏君，软弱无能就是他的标签，这一强大的标签效应就否定了他一生的功绩。

历史事实上的朱见深真是那样的无道昏庸吗？如果你知道成化年间赵辅血洗了建州女真，王越大败了蒙古，四面八方的征讨均获重大胜利，荆襄、两广被纳入常态化管理，一扫了自土木堡之变以来的国家乱局开始让明朝重新走向兴盛的局面，凭一己之力挽救了帝国危局，你还会认为朱见深只是一个沉溺于女色懦弱无为的皇帝吗？而观察朱见深的事迹你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于家道中落之际振兴家族的励志故事。

他从小历经患难，五岁时当皇帝的父亲就被蒙古人抓去当了俘虏，还没好好体验就被废掉了太子身份，直到夺门之变才重新当上了太子。经历了儿时的大起大落患难经历，磨砺了他的强大内心，十年的太子经历也锻炼了他的政治手腕与用人之道，使得还未满18岁的他就具备了当皇帝的沉稳果敢。

17岁的朱见深的父亲朱祁镇去世，留给刚刚登基的少年皇帝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一个将要倒闭坍塌的乱世王朝。两广地区农民起义，而且已经打到了湖南；荆襄的流民也发起义攻打襄阳；宁夏四川也有几万人起兵造反，连着破了数十个城池；蒙古人在河套时不时的掠夺烧杀，女真人也发起了叛乱；帝国局势，风雨飘摇。

还没满十八岁的朱见深看到这一切也不慌，而是日夜翻阅奏折分析利弊，于一片乱象中指挥若定，先是大刀阔斧地革除了一批坐吃朝廷的庸才，破天荒地启用了韩雍、项忠，韩雍、项忠都是“问题”官员，韩雍受了东宫太监王纶案的牵连刚被朱见深贬去了浙，项忠则是一个满朝文武都反对的无名小卒。结果眼光独到的用人和战略指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叛军节节败退，各地的叛乱也都被有条不紊的镇压下去。

内部叛乱被暂时镇压下去了，和平局面也基本恢复了，但腹有雄才韬略的朱见深知道内部乱世基本上得到了治理民心却还没有转变过来。又在军事镇压之后进行了社会的治理，他找到了“治乱专家”原杰，命他去治理荆襄的流民问题。经过原杰的整顿改革，当地的经济变发达了治安也稳定了，百姓也开始安生的过日子事产业，流民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至此，荆襄这个国家的心腹之地再也没有生发过暴乱与农民起义。

前期镇压加上后期的治理，国家的内部问题基本解决完毕。接下来就说一下近乎于同时进行的收拾边患活动，朱见深先是派汪直北上远征建州女真，在汪直的统帅下明军对女真的进剿取得了大胜对女真进行了近乎毁灭的打击。成化犁庭，屠灭女真。在这场对外征剿活动中自然也少不了蒙古，起初南部还在征战可供北上的军队不多朱见深就派汪直和王越一同去防守大同，王越是个军事天才以少数部队屡屡出奇兵防守致胜。待到成化八年了，南方的平叛结束了朝廷就开始不断给王越施加压力要他把蒙古人赶出河套，但清醒的王越知道要想直接消灭蒙古人硬碰硬是要吃大亏的肯定是要输的，他坚决反对朝廷那群纸上谈兵之徒的建议，朱见深也真切地信任他为他力排众议。结果王越在成化九年趁蒙古人大举入侵河套时，出奇兵绕过蒙古骑兵主力，直奔蒙古人的老巢，突袭红盐池取得大胜，这一战让蒙古损失惨重。而后又过了几年，蒙古人再度南下，王越和汪直向朱见深领命征讨蒙古，这一次王越故伎重施在雪夜奇袭威宁海，杀了蒙人皇后满都海，至此大胜蒙古收复河套一雪土木堡之耻。朱见深在位期间除了对蒙古和女真的大胜外，还收复了哈密卫，征服了缅甸，辖制了西藏，他的雄霸韬略可见一斑。

当国家的征战不断取得胜利，一切呈现欣欣向荣之态时。朱见深也并没有停止他的治国步伐，他开始全方位的整顿吏治，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直对腐败贪污势力予以致命打击。这就引发了文官们对他的暗地叫骂不断抹黑，以至于我们今天知道的一位“昏君”形象深入人心。

总的来说，朱见深在位期间对外扩张，对内维稳，天下太平，边境安宁。着实力挽了土木堡之变的危亡颓势，使王朝的发展再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就这些功绩而言他绝对是位称职的皇帝，出色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