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1967年5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有人告诉他们，“伍豪”就是周恩来。于是，这则启事被送到中央文革，江青等人就把它当作投向周恩来的重磅炮弹，开始借端发难。这就是文革中的“伍豪事件”。曾担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日前在《经济观察报》撰文，还原了事件经过。

同一事件，两条消息

周恩来缘何叫“伍豪”？据邓颖超秘书赵炜的说法，五四时期，周恩来和一群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觉悟社”，不想用真名，就用抓阉形式取代号。邓颖超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就叫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江青拿到这则启事，报送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脱党启事。

收到信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觉得有必要把此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他们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叫来，请大家帮忙查阅1931年和1932年上海的几种报纸，找出当年的启事原文。

报纸太多，而且是竖排，找一条一两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大家耐着性子，查到《时报》在1932年2月16日、17日两天刊登了这则启事；18、19日，《新闻报》刊登；《申报》在20日、21日也登了。

周恩来说，当时应该还有一条启事，是对这条“脱党启事”反驳的。于是大家又查，最后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恩来请来新华社摄影师钱嗣杰，把所有登载那则启事的旧报纸一一拍照。

周恩来在江青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恩来又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说还在“存”字旁边划了重重的两道杠）所有的材料，最后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

“脱党事件”炮制始末

周恩来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系敌人伪造。”敌人，即国民党，究竟是如何伪造这则启事的？

首先要从顾顺章说起。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1931年4月被捕后叛变，他向国民党邀功的最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而张冲就是利用这一点制造了所谓“伍豪事件”。

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是这个特务组织的二号人物。顾顺章叛变后，张冲曾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都扑了空。

张冲受挫后不甘心，到1932年2月间，见中共处于困境，就与部下黄凯密谋设计，可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自首。张冲连夜起草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第二天由黄凯派人送上海几家主要大报刊登。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张冲炮制这个启事，颇费了一番心思。文字上不用恶言恶语，也不刻意丑化，完全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的幡然醒悟。词意分寸，似乎比较符合周恩来这样地位、身份的人所言。正因为如此，这个伪造的启事，极具迷惑性。

张冲挖空心思炮制启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周恩来此时不在上海。周恩来早在两个月前已撤到江西苏区。启事见诸报端后，留守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立即识破了这个阴谋，采取严正有力措施，予以反击辟谣。

前面提到2月22日在《申报》上登的45个字的“伍豪先生鉴”启事，这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不过实际上，不知情的人并不能一下子明白启事真正的意思。1972年6月13日，亲身经历此事的陈云回忆这段往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

中共上海地下党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散发传单辟谣。2月20日，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澄清“伍豪脱党”的启事系国民党“无耻造谣”。

第三个行动，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由党组织代写的《伍豪启事》，声明所谓“脱党”“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同时配发评论文章。

第四个更有力的措施，是聘请外籍名律师代言辟谣。党组织通过关系，请当时著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出面，在3月4日《申报》广告栏显要位置，刊登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巴和是上海享有盛誉的外国大律师，由他代当事人澄清事实，不仅权威性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中共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以四项举措，澄清事实真相，消解了伪造启事的影响。张冲的合谋者黄凯事后失望地说：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的《申报》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中统的）季源溥（曾）警告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的观点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周恩来的心病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炮制了“伍豪事件”，差点置周恩来于死地的张冲，后来却成为周恩来的挚友亲朋。曾有人用“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张冲与周恩来的关系。西安事变后，在国共谈判的大背景下，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变成风雨同舟的朋友，为民族存亡，同赴国难，演绎了一段成为传世佳话的恩仇记。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伍豪事件”始终是他在文革中经常纠结的一块心病。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再次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说明。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这份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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