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改革开放走到第40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态度、力度来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40年来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郑重宣示新时代开启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的坚定信念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次革命中的“革命”意蕴

邓小平同志最早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说到“革命”，我们并不陌生，曾经一个时期“革命”是中国最流行的一个政治话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运动。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革命是国家内部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性的变迁，以改变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神话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行为和政策。”而改革是一个国家领导层主动推动的、通常是渐进式的社会政治革新。

但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正如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从广义上讲，革命泛指某种事物发生的根本变革，从量变产生质变，引起质的飞跃，如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与之相连的社会主义革命，亦即不同于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关于改革开放性质思想的最集中体现。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不仅是政策选择，也是制度变革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第一次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制度选择，而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属于政策选择。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诚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进、变革和巩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但是，改革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也需要革命性变化。例如我国所推进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过多年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少使用“革命”这个词汇。自邓小平所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后，迄今我们党只把一些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称之为“革命”。其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有机联系、层层递进的。其根本目的和宗旨，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邓小平在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体现的是量变，而“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则意味着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可见，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过程。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是当代中国已经面临并将继续进行的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它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也是制度上的一场革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意味着它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而且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必须把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中国的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面临改革不进则退历史背景而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这种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其“革命”对象不是剥削阶级及其统治代理人，而是执政党和执政者自身。一些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在压力或危机事件的发动，认为执政者不会自我革命，只能以压促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著名政治学家胡安·林兹通过大量的研究也证明，世界各地变革的主导者都是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精英。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主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抉择，并不是外力压出来的。面向新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体现了一种责任担当。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将改革进行到底，关键就在于执政者要自我革命和自我牺牲。这当然很不容易，甚至是举步维艰，但舍此就没有出路。必须正视的是，改革开放已40年，全面深化改革也近5年，如果在一些关键领域依然不能取得突破、啃下“硬骨头”，就会动摇民众对改革的信心。信心一旦动摇，各种混乱思想、错误认识、模糊观点就会大行其道，扰乱视听。社会上有些人之所以对改革开放不满，其中当然是利益失衡所带来的，甚至也不乏一些别有用心者，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也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和弊端并没有通过改革加以有效的解决，甚至有些积弊还愈演愈烈，利益固化不断加剧，让人们误以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简而言之，就是改革还不够全面、深化。因此，执政者能否勇于革自己的命，是当前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关键。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首先就是要进行刀刃向内的革命，啃下自我革命的硬骨头。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总之，我们党要勇于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就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站在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高度上，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特别是敢于拿自己开刀，勇于割自己的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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