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张少华的名之后，幸亏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信，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张少华的名之后，幸亏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信，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不料，江青“盯”住了刘松林，找“岔子”整她，把她投入了监狱！

 

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刘松林当作自己的女儿。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1961年秋，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毛泽东劝她再婚，要把她当女儿一样出嫁。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这样给刘松林写信：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 亲

6月13日

 

知道毛泽东劝刘松林结婚，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

 

毛泽东让刘松林跟杨茂之见面。一来一往，刘松林满意于这壮壮实实、朴实直率的飞行员。1962年，刘松林和杨茂之结婚，住在北京南池子，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

 

刘松林已经再婚，已不再成为江青心目中的“杨家将”，离开了中南海，原本可以“太平无事”。

 

无奈，在刘松林的母亲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开点名之后，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那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我于1990年7月15日在北京访问了杨茂之。他身材魁梧，军人气派，非常直率。

 

他回忆那苦难的岁月：

 

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50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上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

 

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1979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1986年12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1971年10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泾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泾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这次在上海拍的任何照片都珍贵！”

 

（注：《“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