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银丰研究院发起设立了山东省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旨在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它资助4项研究计划：生命延续研究计划、组织器官银行计划、(干)细胞医学转化研究计划和基因工程计划。

基金会负责人贾森并不愿意让人觉得，银丰研究院“只是”一家人体冷冻公司。毕竟，人体冷冻像是狂想。在美国，它被质疑是在兜售不可能兑现的承诺。

至于复活，还是一个太遥远的话题。

在实验室，哪怕是像小鼠、兔子这样的动物，目前还没有完整的低温冷冻再复活的案例。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能成功实施低温保存的只有相对简单的生物学对象，连人体器官的低温冻存都非常困难，遑论人体。

冷冻人体，在贾森看来是低温生物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细胞能冻，下一步就是组织器官，再下一步，就是人体。贾森强调，“人体冷冻”只是一种通俗化表达，更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人体低温保存”。

其实，从2013年开始，银丰生物就开始接触人体冷冻。团队去往俄罗斯和美国的人体冷冻机构参观，还和他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美国两大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和人体冷冻研究所(Cryonicsinstitute)均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到2017年8月，两家机构已经冷冻了200余名“病人”。

参观之后，人体冷冻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褪去。银丰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坦言，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对低温生物学的理解，他们都并不比那些名声在外的冷冻机构差。“怎么说呢，他们(美国和俄罗斯)做的，还是太粗糙了。”

银丰生物琢磨着自己在国内实施人体冷冻。此时，中国第一位接受人体冷冻的人出现了。

她是重庆女作家杜虹，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那是2015年5月，杜虹选择的冷冻机构是美国阿尔科。

阿尔科建议只冷冻头部，这样灌流效果更好。他们认为，只要能将大脑结构完整保存，人的记忆也就不会消失。若未来“病人”能从冰中复生，再造身体肯定也不是问题。

杜虹的女儿在朋友圈里写：妈妈，我们未来见。

杜虹很重要。她让一直局限在小圈子里的、带点科幻色彩的“人体冷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公共话题。

从百度指数上也能一窥端倪。2015年9月杜虹被大规模报道之前，“人体冷冻”的搜索指数为零;9月，这一指数跃升到2000;后来，它的热度基本稳定在了200左右。

也是在那之后，银丰研究院开始陆陆续续接触到想把自己或亲人冻起来的人。

银丰研究院从未公开宣传过他们的计划，但在人体冷冻圈子内，它要自己实行人体冷冻的消息，并非秘密。

“2016年，因为各种机缘，我们接触了十几例病人。”贾森说。中国各地的病人家属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辗转找到银丰研究院。其中一些，还是被美国阿尔科推荐而来。而单单是2017年上半年，就又有12位病人家属联系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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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民不一样。

他没有主动找过银丰研究院，也并不觉得自己能和这家公司产生什么联系。直到今年年初，他从病房主任类维富那里，第一次听到“人体冷冻”一词。

那时，展文莲已患病一年多，肺癌多发转移。知道妻子痊愈无望后，桂军民将她转去了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

它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临终关怀病房。

“人即使要走，也要走得有尊严，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的。”这是桂军民的坚持。

舒适化治疗的目的，是提高患者在病程末期的生存质量，减少痛苦。它不再或很少进行介入式治疗。

对桂军民来说，他已经做好了和妻子“死别”的心理准备。

但类维富向他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人的遗体若在极低温环境下保存，待到未来其所患疾病可以治愈时，他(她)或许还能被唤醒、复活。

桂军民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个概念。“我比较相信新科技，(复活)完全有可能。”他本身就反对火化，冷冻妻子遗体，还能留下一线希望。“我受过教育，这个事情(指接受人体冷冻)，很简单。”

自始至终，桂军民都是冷冻妻子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别人怎么说，他不在意。“我们就要这样干，谁也没办法。有些朋友、同事，知道了也在嘟嘟囔囔，我不听，和我没关系。”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又不是你的亲人，只有我自己才有最深的切身感受。”

桂军民和展文莲青梅竹马，相识已超过30年。进入舒适化病房时，展文莲已经神志不清、表达能力受限。这件事情，桂军民做了主。

决定做好后，剩下的就是各种沟通和细节确认。为了让冷冻能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桂军民还签署了两份文件——遗体捐献同意书和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知情同意书。展文莲的遗体，被捐献给了有遗体捐献接受资格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她以这种方式，成为银丰研究院科研项目“生命延续计划”的志愿者。

4

展文莲的冷冻资金，大部分来自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至于个人出资多少，银丰研究院和桂军民都没有透露具体数字。

桂军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确实没多少钱”;银丰研究院也一再强调，“(他)只出了很少的钱”。

“你要是认可这件事，想为科研事业作贡献，你就为基金会捐点钱。捐多少完全看个人。”贾森说。

但做人体冷冻确实耗资不菲。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一项一项列出了他们的支出：液氮罐，40万;程序降温设备，40万;体外循环机，100万;呼吸机，七八万;实验室搭建，500万……“每做一次冷冻，光是冷冻保护剂的费用就是二三十万。还有手术的其他耗材费用，专家费用，救护车费用等等。”人体进入低温保存状态后，每隔10天到半个月需要补充一次液氮，这一费用大约为每年5万元。

“目前全是投入，没有收益。”贾森坦言。但他不愿意在费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纠缠。“我很烦有人一上来就谈钱。”他靠在椅子上，“这不是一个‘钱’的事情。”

贾森举出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的例子，这两位世界级的富豪，都创建了和生命科学有关的基金会。扎克伯格想终结人类所有的疾病，比尔·盖茨要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也开玩笑说，要是能找到像马云这样有情怀又有影响力的大咖为低温生物学发声，那低温生物学“热”起来也指日可待。

“现在冷冻了这么多人，如果未来真的有人能醒过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贾森说，“意味着世界上那1%的富人，都会来做这件事。”

作为无神论者，相比“上帝”，贾森更愿意相信“人体冷冻”。他觉得，如果人体冷冻能有更多的追随者和信仰者，低温生物学也能随之发展。

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主任类维富就算是“追随者”之一。

捐献遗体，对这个拥有几十年从业经历的医生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先不提复活的事情。你把人冷冻起来，就相当于在家里放了一个医药‘灭火器’。”类维富想着，冻下来的遗体是有用的，它是一种生物医药资源，能在必要时为家人所用。“把遗体捐出来，也是为家庭作贡献。”

在类维富这里，“冷冻”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相反，它是与死亡的抗争。类维富自己已经成了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的会员。会员免费入会，在未来若要进行人体冷冻，会员有优先权。而且，他不仅自己“入会”，还拉上了几个朋友。

“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咱俩以后一个罐’。我说，那不行，你们喜欢喝酒，到时候我还没醒过来呢，酒你们就喝完了。”类维富笑着说。茶余饭后，老友间多了一个话题——冷冻，以及死亡之后可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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