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严峻的大背景下，很多持有人关心为什么我们还保持那么高的股票净头寸，为什么不先减下仓位，等待情况明朗后再做投资决策。

数年前，我供职于公募基金，契约中高仓位的约束，使得我根本不需要思考仓位变动的问题。近六年以来，作为私募基金专注绝对收益，仓位成为组合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很多精力用作分析宏观经济、市场策略等各种因素的反应，疲于奔命在这些领域的学习和理解之中，苦不堪言效果也是差强人意。

早年阅读李录先生讲话，谈及有一次他向芒格请教，自己深入研究后持有的一个空头头寸，芒格建议他不要做类似的投资动作，因为这会影响他的心智。当时感触不明显，及至这些年饱经折磨，似乎琢磨出一些芒格的意思。我猜测，恰如一年春有飞花冬有雪，冷暖自在循环，遵循这些大自然的规律，本应是我们合理的生存方式，但如果希望生存环境永远保持着一个固定的季节，常常会出现大量不可知的副作用。我们这个行业，每年都有较好的盈利是普遍的追求，大熊市中亦能如此更是令人艳羡。不惑之年反思多起来，这种目标是否一如芒格先生告诫李录的“not-doing list”，本不应该是合乎人伦的追求，甚而至于，应该是我们警惕的目标。

长期主义是近年来最震撼我们的指导思想，犹如无明中的明灯。回想起来，逻辑顺序非常清楚，首先要有能力圈，然后方可进退有据。尽我们所能，探究事物长期的规律及大概率去往的方向，设定合理的收益率预期，在应有的安全边际情况下，做好投资即可。而方向的难，最大的质素在于“长期主义”的心法，指导思想的差异导致看到的世界迥异。

白酒一直是我们的重要投资和研究赛道。我曾讨教一位我颇为尊敬的企业家，问及一家企业近年来积极扩张经销商，效果显著的案例。他说，我们对经销商的要求极为严格，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出现短时间经销商大幅增长的。这个对话对我颇有触动，以前我们尽最大努力追求的高增长，在他那里，则是很清晰的“not-doing list”。不仅如此，他反复强调的，则是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对规模增长的控制。不是说规模增长快了就一定不好，而是具备了一定商业体量的规模后，喜欢你的客户最终总会吸引过来，何苦要承担短期求快后的风险呢?

由此及彼，我们发觉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做十分说五分，甚至完全不说;只要三分力，做十分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恰如松下幸之助所言的“水库哲学”，经年累月之中，敦厚而致远，我们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企业。而真正能够找到这些公司、闻到其中的味道、我们自己也能做到长期持有并分享其中的投资收益，皆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精进提升。

回到眼下面对的疫情，这是个清晰的外部变量，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疫情对人们带来的各种影响的分析报告，我总是很好奇的问，这些所谓的改变，如果真的会发生，一定是因为疫情才得以发生的吗?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的假设这个疫情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呢?

而就股票投资而言，有两个基本认识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疫情最多也就持续1-2年，如果我们对一家公司的护城河和管理层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极大概率可以挺过疫情，且护城河和所面临的商业背景不发生任何变化，在其全生命周期现金流贴现的总值中，1-2年的价值创造占比都极少超过5%;全球流动性空前泛滥，真正具备长期价值的公司就那么多(全世界也不可能迅速多出一家超级水果或者超级白酒公司)，水涨一定船高。当这些公司因为疫情显著下跌时，我们不应该更加积极吗?

身处疫情的大幅波动期，也让我们对“股东”的内涵有些朴素的思考。股东的权利是分享企业全生命周期创造的价值，但从时髦的“第一性原理”出发，股东的义务也意味着长期的陪伴。在公司一如既往的按照“长期主义”的思想在经营，“股东”应该因为疫情而抛售吗?我们在审视上市公司的“长期主义”时，是否应先审视我们自己的“长期主义”?

所以疫情面前，巨杉资产在公司的结构性竞争优势和长期商业价值并未发生改变、企业价值并未高估的情况下，坚定持有并始终做到越跌越买，即便这会带来一些波动。